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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我就要吃这个药，我就要做肺移植，我就要活，至于钱怎么弄，你们去想办法。”李聪玲谈起女儿，“在所有病人中，她是最特别的一个。”

　　2014年，医院的楼道里传来紧张气息，隔壁的患者喊着：“医生快过来！黄欢不行了！”内科医生站在她的床边，用上了更大的呼吸机。旁边一位医生，准备给她插管。

　　肺移植3年后，黄欢体内发生了排异，医生用激素维持她的状态，也不确定能坚持多久。出现这种情况，要尽快考虑二次移植。

　　进手术室前，黄欢的状态很差，戴着氧气面罩，十分虚弱，从病床换到手术床时，她蹬着腿，一点点往前挪。

　　医生握了一下她的手，她在心里默念，一定要活下去。“很多时候，人们提起肺移植觉得很可怕，但你等了很久才等到供体，虽然紧张，但心里想的是我终于等到了，可该手术了。”

　　第一次肺移植的五六十万元医药费，父母通过亲戚朋友凑足了钱，第二次肺移植确实犯难了。“父母年纪大了，平时不乐意求人，但为了我的治疗，能借的都借了。”黄欢的母亲把家里的房子挂在网上打算卖掉，同时在租房版块寻找新的落脚点。

　　朋友转发了黄欢的募款链接，配了一段话，大意是“这是我朋友，大家能帮就帮一下吧，也不知道能不能活，至少是个心理安慰”。黄欢看了之后觉得不舒服，“他对我能不能活下来没有信心，可能内心深处觉得我活不了，只是出于道义和情感帮忙，行就行，不行拉倒。”

　　那段时间，黄欢周围每个人都各司其职，好像在共同完成一个项目，谁都没有时间伤感。父母忙着筹钱，李融寻医问药，黄欢戴着呼吸机四处打电话。

　　她是全国第一例做两次肺移植的病人，国内没有先例，她就去国外求助。美国肺动脉高压的患者组织帮她联系上一位“前辈”，她是个歌剧演员，病好后还在TED做过演讲，唱了一段歌剧。

　　歌剧演员在电子邮件里告诉黄欢，二次移植有哪些注意事项，比如咳痰非常重要。在康复过程中，黄欢有意识地配合医生咳痰，尽管过程不好受。

　　情况更糟糕的是黄欢同时感染了丙肝。她等了3个礼拜，挂上国内顶尖的治疗丙肝的专家的号，医生说：“我头发都白了，第一次看见肺移植的丙肝病人。”

　　当时国内没有针对她的治疗药物，医生说：“你先回去吧，攒点钱，药可能会很贵。”黄欢没走，从手机里翻出一篇介绍即将上市的治疗丙肝的药物文章，挨个问医生，她能否服用。“如果我没带那篇文章，可能3分钟就出来了。”

　　懂丙肝的医生不一定懂肺移植，反之亦然。她把病例翻译成英文，求助国外专家。美国医生、加拿大医生、香港医生和内地医生为她组成了一个临时微信群，商讨治疗方案。她又托日本的医生买到国内尚未上市的治疗丙肝的特效药，价格不菲。当时iPhone6刚上市，黄欢一天吃掉一部iPhone6。

　　“哪怕治疗方案麻烦，我也想办法找医生、找药。医生不知道怎么弄，我就推动医生之间去交流，我不等着，我做实实在在的事。”恢复之后，黄欢向医生表达谢意，对方却说，“是你自己闯出了一条生路。”

　　黄欢像管理一个不能失败的项目一样管理自己的身体。她每次看医生，都能将各项指标对答如流。李融说，她吃药像发射火箭一样分秒不差，每天晚上10点钟睡觉，雷打不动。只要定了去看病，哪怕工作不要了，也得去看。

　　她说，任何时候，生命权都是第一的。“在我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，我会随时放下工作去休息或治疗。”

　　第二次肺移植的钱通过捐款凑齐了。媒体报道了黄欢建立公益组织，推动医保的事情，募集了100多万元善款。那时在病房，李聪玲每天都听到广播叫她下去拿钱。有位老头，穿得破烂，走路都十分困难了，坚持给黄欢捐了2000元。李聪玲不收，老头把钱扔在地上就走了。到现在，她也不知道对方的名字。“你救别人，全社会在救你。”

　　2016年，黄欢在经历两次肺移植后，遭遇了非常严重的感染。

　　“以前是每天一步步向好，这一次医生也束手无策。”病因查了一圈，也没个眉目。吃药吃得胃出血，黄欢上面输着血，下面拉着血。身上长了许多暗红色的癍，大圈套着小圈。脚不能垂直，24小时敷着冰袋，不然就疼到难以忍受。体重蹭蹭往下掉，肩胛骨像两个小翅膀一样支棱出来，人瘦得脱了型。

　　李聪玲从来没想过孩子会死，当时她灰了心，说“这孩子活不了了”。

　　黄欢在医院躺了3个多月，单人病房的窗户对着学校的球场，有时能看到好多人在锻炼。天气好时，拉开窗帘会很舒服。但有段时间，黄欢天天发烧，太阳照在脸上更难受，就渐渐不喜欢阳光了。

　　“感染那次，从协和请来专家，黄欢的眼睛顿时放光，我跟她说了，‘你这个人就是怕死’。”李融回忆。

　　有病友和家长来看她，李聪玲忙着接待。病友说，“要是我就放弃了”，家长也说要放弃。李聪玲回答：“病人自己不放弃，我们怎么能放弃呢？”